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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陈立夫访谈录 - 十方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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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 ●:陈立夫


[本“访谈录”最后经陈立夫先生亲自审定,三个副题为录者所加]


之一 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


○:尊敬的陈立夫先生,人活百岁身体依然健朗,精神依然矍铄,依然在纵论天下之大本大经而力行不息,应该说人生到此已极致,怎么形容也不过誉。我想世上最惊心动魄的事莫过于一代历史名人的蓦然回首,所以希望您老能够欣然接受来自海峡西边的空中访谈,我将深感荣幸。


先生生于本世纪的第一年(1900年8月21日,即夏历7月27日),其时船坚炮利动地来,九重城阙烟尘生,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挟持不走运的光绪帝仓皇西逃,有血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洋人屠城的一把大火。


●:大火未冷后人出,我属于屠城废墟中诞生的一代人,只要人种在,总有中国人,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全国鼎沸的年代走过来的,国仇家恨的种子可以说从小就深植在心,溶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读中国史最揪心的当数百年近代,西方入侵,列强瓜分,中华民族回应“五千年来一大变局”的惊激具有震撼国本的性质。国家处于危难时节,亡国灭种已经时不我待,绵延民族生命唯有救亡图存。然而救亡图存又要同时否定民族的文化生命,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就其激烈的程度和所能达到的规模而言,在世界各国近现代史上确乎绝无仅有。


●:中国文化的衰落是近代的事,她与近代中国沦为次殖民地在总的趋向上是同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说“以夷制夷”的洋务运动还念念不忘传统的“纲常名教”,如果说“托古改制”的戊戌维新尚需假借孔子的名义,那么喊出“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完全不同了,成为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以来首次敢向孔子作正面摧毁的千古一变。


说起五四,因为这个运动我是参加了的,我也喜欢民主和科学,以后又怀抱“科学救国”的志向赴美国留学。运动发生时,我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当年北洋和南开同为天津的两所著名大学,很有几位出名人物,如北洋的孙越琦和谌小岑,南开则有周恩来等。五四时期,我对新文化运动非常有兴趣,很欣赏陈独秀的作品,再如罗家伦和胡适之的作品也很喜欢,《新青年》、《新思潮》等刊物以及有关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书籍无不爱看,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多少有些左倾,我亦不例外。但我觉得当下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至少运动的发生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会有“二十一条”要求和山东决议案所燃起的爱国热情,至于种种激进的反传统方式,我甚不以为然,因为我熟读过经书,觉得并不怎样不好,认为旧传统一无是处,应该一起打倒,这毕竟已过分地情绪化,流于偏失了。


五四运动是促使中国转变的阵痛,其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功过是非自有评说。我认为就“功”而言,当时人民觉醒,固然是继承国民革命争国家自由平等的遗绪,而且汇为洪流,造成大的冲击,其后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都是这次运动开始的。在“过”的方面,那些大力提倡西方民主科学的人总以为自己百事不如人,结果既没有把别人的长处学得,又把自己固有的丢弃了,甚至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都是一个儒家的圈套”,扬言要把线装书扔进茅屎坑。这些人大凡都从线装书中钻出来,扔不扔无所谓,因为经过比较和鉴别总有一天他们还会拣回来。真正受害者是今天的年轻人,读古书本来就不多,偶有所窥,则欲废先儒之说驾其上,全盘西化的遗风流毒于今未消。


○:如今称为新人类的年轻人,他们或许数典忘祖了,也有人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时髦,这一新传统对炎黄子孙未必是福。


孔子成为箭垛式人物始于五四,中国历史的一切苦难和不幸,甚至为西方文化开路的鸦片烟都栽赃到孔子头上,博大精深的文化贡献突然在二千五百年后被宣布为政治责任予以追究,孔子哪能承受得起呢?事实上,近代中国的落伍原因很多,其中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无疑是国家的痛点,从《南京条约》签订到大清王国崩溃的七十年间,仅清廷对外赔款一项几达十三亿两白银之巨,这一天文数字像一道枷锁足令任何一个大国窒息而死,让孔子为之陪绑殉葬岂止冤屈,而且荒谬。


●:孔子是人而非宗教的神,为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类所尊敬,誉为大成至圣先师,继续享受两千年的普遍追祀,这一历史文化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考察世界各国,凡有诞生圣贤豪杰者,其后人莫不引以为荣,崇敬之,宣扬之,保护之,惟恐不及。美国历史虽短,其珍视历史之心理极为普遍,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先人之遗物及其片言只字,也必引为国宝,设馆陈列,供人瞻仰。以前曾有人问英国首相丘吉尔:“如果印度和莎士比亚二者供你选择,你选何者?”丘答:“莎士比亚。”为什么呢?他知道印度是他们用武力征服来的,迟早会独立而去,莎翁是英国的文化巨擘,谁也抢不走。独我国五四运动则不然,因为国家沦为次殖民地不知自责而归咎于孔子,怀疑之,诋毁之,破坏之,无所不用其极,似乎认为自己有光荣之历史为可耻,有伟大之祖先为不足道,此种民族虚无主义立场与救亡图存相悖,难道救亡图存非要打倒孔子不可?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在那时候以前我国的典章文物已蔚然齐备,及周公乃达最高峰,奠定中国大一统的基础。到孔子的时候已王室式微,礼崩乐坏,诸侯相攻,统一局面仅存形式。孔子志欲行道于天下,无奈不受重用,既无机会立功,只能改作立言,于是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周游列国凡十四年,广收生徒,有教无类,弘扬学说。近人不察,以为有孔子乃有中国文化,其实有中国文化乃有孔子。孔子学说何以能成为中国文化之主流呢?其深奥不如老子,其智慧也不如老子,但是适合最大多数人民日常生活之用,合理(中)而平凡(庸),易知而易行,简言之“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以此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之道,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像这样精致推展的系统理论乃我国独有之宝贝。


○:中国文化自秦、汉以降,虽然有佛教东来,也曾有过宋、明两代亡于异族的记录,但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认同从未有过震撼国本的严重问题。有人认为近代发生的文化冲突非同早期的儒释交汇,中国文化属于农业社会的产物,一旦遭逢代表工业文明的强势文化自然招架不住,二者有着发展阶段的时代落差。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集合十二亿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年光荣历史而不坠,并具有大刚中正之民族特性者,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之原理。此一原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继不绝,及孔子集大成以“公”、“诚”、“仁”、“中”、“行”立教形成道统,亦即无私无我之“公”(于理而言),成己成物之“诚”(于己而言),立人达人之“仁”(于人而言),不偏不倚之“中”(于事而言),日新又新之“行”(于功而言),这一正统精神乃民族灵魂之所在。中华民族珍视道统甚于政统,政统可断,道统不可断,历代的治乱兴亡,总有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乏“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勇气,不乏“士可杀不可辱”之节操,道统始终一脉承袭畅通下来,不受时空之限制,所以我有见一以贯之、亘古常新之道统,未闻有所谓农业社会的道统抑或所谓工业社会的道统。


我也不喜欢“文化冲突”一类的提法,顾名思义文化应该是文明的,文明怎么可能冲突,冲突又怎么可能文明?文明的反面是野蛮,野蛮才会冲突嘛!中国文化是有容乃大的王道文化,惟有寻找冲突或制造冲突的文化可称为霸道文化,它的背后实际上蕴含“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价值判断。我是过来人,听到“文化冲突”会不舒服,让人想起船坚炮利下的西学东进,想起近代中国的腥风血雨。中国文化崇王道贬霸道,讲的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喜欢圆融,不喜欢冲突,我国自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引入印度佛教到佛教的完全本土化,以长达七八百年时间平和消化一个外来的文化系统,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典范。




 之二 永远的潮流


○ 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推翻帝制,1919年批判传统,有人以为儒学因失去生存的土壤而寿终正寝,孔子也将被“博物馆化”,我想问题不会这样简单。理解一个文化系统可作观念层、制度层和器物层的三方面考虑,五四废儒气势磅礴,但其重点在制度层和器物层,至于形而上的观念层(如仁、义、心、性等问题)尚少提到,这种倾向值得注意。五四担当救亡和启蒙之重任,但吃紧处在救亡,所谓废儒的锋芒所向是那些祸国殃民的奸儒、伪儒和腐儒,落脚点还在救亡,救亡毕竟火烧眉毛,从历史上看,败坏儒学最烈者常常是“满嘴仁义道德,实则一肚祸水”的假道学,所以当五四一旦认定“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在乎没有儒学的中国文化是哪种类型的文化,甚至“打倒孔家店”也不再在乎了。人们只能说这场新文化运动因为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本该非常伟大,却又因为赶走孔老夫子而缩小了启蒙意义,这是真正令人痛惜和遗憾的。


● 我曾担任公职二十五年,知道弱国无外交和落后要挨打的屈辱,有人把屈辱与孔子联系在一起,我不能同意这种幻灭的情绪。我认为有可能重建儒学,再造国魂,发皇内圣之学,新开外王事功,这也是我走下政坛后一直试图想解决的问题。


民主和科学本是“吾家旧物”,只是未具现代形态而已,在儒学为主流文化的中国传统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念及制度的胚胎和萌芽。就民主方面说,道德政治和民本思想在古代中国已经相当发达,自从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完成《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在巴黎推出,漫长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好比有一颗启明星横空出世。东学西渐开始初见端倪,及到18世纪下半叶已经蔚为大观,不但儒学的主要经典有译著出版,有的译著如《四书》者都有四五个不同版本。而西人笔下林林总总的同名传记《孔子传》经粗略统计竟达十六种之多。当时欧洲各大学术研究中心和著名汉学家无不热衷于孔子学说,认为中国文化是公正和仁爱的,成为启发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大源泉和创造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大动力。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卢梭、福禄特尔等都受到儒学性善、自然、自由、平等及民本主义、仁爱政治、农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智慧的被发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最大成就之一,是他们批判神权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有利武器,终于掀起美、法二国的大革命,1975年法国宪法关于人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予人”便可证明。言之可慨的是,一样的启蒙运动,一样的为结束封建统治而走进近代,孔子在欧洲命运比起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故乡要好得多。


再就科学方面说,可证中国不是一个缺科学的国家,我国古代早有许多重要科技的发现和发明超过所谓的“希腊奇迹”,当西方人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艰苦摸索时,我国在数学、天文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医学诸多领域已经大放异彩,直到16世纪以前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四大发明则为杰出代表,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源远流长之先进科技自东向西的辐射,就不会有近代科学在欧洲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原本心物并重,仁智兼骇,并未偏重人理研究而于科学基础有所忽视,先哲将“格物”和“致知”序列“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长期以来,国人对于孔子之教忽略了或竟误解了格物致知的重要性,只做到“尽人之性”,而未进一步做到“尽物之性”,加之科举制度又把自然科学闭诸门外,遂使近代科学落于人后。当西方人在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日,也正是中国人发现自己错误之时,可惜改正错误的时间没有了,帝国列强的滚滚狼烟已经阻断我国科技发展的自然进程。


我说这些,用意在唤醒民族的自信,扫荡崇洋心理,没有任何夜郎自大的意思。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是一定的道理。五四倡导民主和科学是不错的,错在全盘西化,中国这么大,民主和科学的大厦怎么可能在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中巍然屹立?


○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文化是内圣之学,先天缺乏民主和科学的基因,所以开不出现代化的外王事功,在强势文化面前唯有全盘西化,这是宿命。大树崩倒,花果飘零,谁也挽回不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之颓势,据说这类文章洋洋洒洒,颇见一番学术功力。


● 你的话使我想起一件事,那还是抗战时期,我担任教育部长,被中国工程师学会推为会长。有人告诉我说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考证出历史上没有大禹其人,大禹是条虫,因为他名气大,居然有人信了,我听了非常呕气。我想难道离孔子一千几百年的大禹,孔子对他尚且非常赞美的人,反不及四千年后的顾先生所得的文献为更可靠?何况孔子一向重视证据,无可靠的文献他不写作的呢!于是我请他考据大禹诞生的日期,他不晓得我是什么意思,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某年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我就根据他的信随即在工程师联合年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大禹不再是条虫了,这是顾先生负责考据出来的,有信为证,与会者皆哄堂大笑,我这就救了顾颉刚先生,现在每年六月六日举办工程师节就是这样来的,以纪念夏禹王治水之精神。


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因为一般人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知道要同仇敌忾,但对文化入侵就不易看清了。文化侵略者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使这个国家的人民不明白或怀疑自己的光荣历史,对于不光荣的部分史实则扩大宣扬,使他们抬不起头来,如果他们能谩骂祖先,定可得到名誉学位。弄到自己承认没有什么历史,为一劣等民族,然后他们就能利用达尔文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天演论来施展侵略,使人心悦诚服甘做奴隶。至今还有少数人,以甲骨文的残片只字来做修订历史的证据,其求真的精神固然可佩,其只信古物不信古人的办法,其所得是否可偿失,尚待研讨。历史毁了,我们还有什么自信,我们固然不必依赖祖先而靠自己努力,但是毁灭祖先是否可以换取他人的尊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将这样一位世代崇仰的祖先从中国人的心头抹去,我从先生的那份文化自觉中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大概也说不上学术的光荣。同样,如果认为中国文化有先天缺失,因而开不出新外王,那么我国的昔日辉煌从何而来,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强调的“中国特色”又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只要承认中国文化有一个“通古今之变”的内部运行机制,又承认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即使没有西方文化入关也能自发走向近代,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内圣之学”和“外王事功”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 中国文化是国魂之所在,为什么有人非要糊里糊涂去迎合少数西方人的霸道心态,难道也要像考据“大禹是条虫”一样向世人宣告中国文化为非民主和非科学?个别人的学术之见无关宏旨,形成风气就不好了。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不是能不能,而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合则两利,分则俱伤,他们应该统摄于文化中国的大生命中,这个大生命的源头在《易经》,“生生之谓易”,又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文化中国为阴阳迭运的生生之体,“通变”可以畅通和广大文化生命。“现代化”一词并非始于今日,每个时代有自己的“现代化”,都有一个“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以儒学为例,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历经各代大儒之损益,也都有自己所处时代的儒学现代版。一个诺大的文化中国,一个活泼的文化生命,面对现代化的挑战而回乏之术,我不相信。


○ 1974年7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伦敦有过智者辟世的晤谈,时间长达十天,内容非常广泛。汤氏有说中国过去工业落后,但也因此可以避免极端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这是一个廉价的代价,对将来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


● 二十世纪下半叶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自然科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应用上均有突飞猛进的成绩,原子能之被控制证明人类已掌控宇宙间最大的动能,合成化学之种种发明证明人类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人类既然能创造或控制宇宙间之动能和资源,还有何事不可为?所以“科学万能”的观念开始深深地印入人们的脑海中。


不幸的是现代科技有能力将核子分离,却无能力把分裂的人性弥合,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工业社会开始呈现负面影响,人人忙于研究物质,自己反而在物质文明中被遗忘。科学不断地在泄露天机,侵犯了神的境界,在神庇护下的道德信仰因而动摇。人被物质所诱惑,所陶醉,所催眠,除物质之外,不再对其他感到兴趣,结果人类心灵之产物而为动物所无者,例如理智性、道德性、形而上的神性等,非但无进步,反而较前蒙昧起来,正如吾祖先所警惕我们的话,所谓“良知为物欲所蔽”,“利令智昏”。人的心目中时时念着物,追求物,纵欲的结果,就不知不觉地陷入物的陷阱,成了物质世界的奴隶,把自己心灵已经获得的自由失去了,于是智慧不再向形而上领域发展,人生之理想境界不再存在了。于是精神生活从内部腐烂,人格随之而瓦解,造成人类幸福的物质文明,竟成了人类文明的克星,使人类生活走向枯燥、厌倦,甚至恐怖,精神生活终至丧亡而后已!


基于上述考虑,故汤氏认为中国的工业落后对将来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与此相对照,俄国人和日本人面对西欧各国工业化的强硬挑战依然沿袭西欧的老路积极应战,沉浸在工业化的波涛之中。所以汤氏认为这种应战从短期看似乎有先见之明,但是站在新开拓的更长期的角度来展望,则是近视性的操之过急,将来他们会后悔的。


○ 过去人们习惯用日新月异形容科技发展,如今这种形容显然过时,当代科技的进步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以至西方有人断言人类面临知识极限,科学已经终结,甚至今后获得新的补充性发现的可能性也极小。


人们终于发现进步必须为进步付出代价。迄今为止人类走向工业社会的150年已将祖先几万年的生存环境几乎糟蹋殆尽,生态污染对人类共同安全构成的威胁远比传统的军事冲突还大,这和历史上推行奴隶制度的大规模屠杀属于同等程度的犯罪。


人们终于发现科技领域的一念之差究竟意味着什么。在1946年世界出现第一台电脑“ENIAC”的时候,在1977年第一台具有广阔市场的个人电脑问世的时候,在1989年因为万维网的出现掀起一场因特网革命的时候,仅仅因为一批设计者在表达年份时简单使用二位数字,结果在世纪末的今天成为困扰各国的“千年难题”,全世界为了一个小小“千年虫”将耗资6000亿美元。


人们终于发现科技所造成的恶果不能单纯用科技本身来根除。当年英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发生野蛮的“圈地运动”,史称“羊吃人”的罪恶,三百多年后的1997年2月23日,又在英国传出世界第一头克隆羊诞生。记得尼采在欧洲因基督教信仰解体而出现价值真空之际第一个喊出“上帝死了”,如今不吃人的温柔克隆羊多利离克隆人还有多远?如果基于伦理道德的政府行为失控,一旦出现克隆第一人,而这位克隆人又必须与试管人、机器人以及万物之灵的自然人杂居一处时,有没有哪位哲学家喊出“人也死了”?


● 我是学科学的,从小喜欢科学,科学本身是种价值中立,谁都可以用,问题在于人和制度。从历史渊源上说,科学的对立面是神学,不是人文,所以科学不是万能,科学万能,人文就无能了,作为整体文化观的科学和人文本来应该结伴同行,它们的分手始于欧洲近代科学的崛起,这一分手使科学渗透人文和人文融入科学的互补成为困难,从而在整个二十世纪形成科学和人文两个森严壁垒的世界,这是本世纪最不该发生的事实上又发生的一大遗憾。


在汤因比的视野中,西方文化是“科学”的文化,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科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因为它将全部力量集中于一个目的,他所特有的工具理性缺少人文理念,也从来不会在有机器的地方注入生命,所以汤氏认为俄、日两国仓促回应西欧工业化的强硬挑战是犯了错误,认为中国能开创新的回应模式。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大概已不再稀罕汤因比所谓“廉价的代价”,也不想再扮演“宁贫不富”的典范,我认为这是进步,是真正意义上“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汤氏最懂得中国文化,只要大陆的“中国特色”在,他的希望不会落空。


○ “汤池对话”认为今后人类文化的潮流,不能单方面地考虑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一个路向,还必须考虑从工业社会向农业社会,或者至少向工农业并立的社会转化的可能,我认为这个观点相当精彩。


● 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所谓早熟者,一是因为有五千年的历史背景,二是因为有一脉承袭的文化道统,故能形成可大可久之文化道统形态。此一文化道统形态以言政治,认清法律本于道德,法制乃有赖于德教。以言教育,认清修道为敬业之本,技艺次之。以言科学,认清“正德、利用、厚生之道”,重格致之学。以言经济,则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以言军事,每以力难服人,不能持久,唯德胜于力,又谓仁者无敌。如此道统一贯本末有序的文化形态,难道不应该弘扬于世吗?纵观历史上文明古国知多少,总是潮起又潮落,源远者未必流长,惟独中国文化“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的道理非常深刻。所以要讲人类文化之潮流,不管农业社会也好,工业社会也好,抑或后工业社会也好,中国文化观照千秋是永远的潮流。



 之三 大本大经者,中华文化也


○ 四十年代初,先生有一项从根救起祖国文化的写作计划,其最终成果就是《四书道贯》的问世。该书从构想到出版花了整整二十一年,为之付出的超长心力大概先生全部著作无出其右者,这一纪录也为当代学人所不及。


如今大陆很多人知道《四书道贯》,这部书所以出名,不仅仅因为书的作者非常出名,还因为该书曾经受到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关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先生,很关心《四书道贯》的撰写和进展,认为先生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该书已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再版(初版于1991年11月)发行,程思远先生在初版序言中写道:“立夫先生的著作得以在大陆出版,这是两岸文化交流中空前之举,其意义非同寻常”,认为这是“两岸文化往来中坚实的一步,定能成为增进两岸人民团结和实现统一大业的一份促进力量”,这一评价令人鼓舞,也体现大陆高层领导对该书评价的连续性。


● 《四书道贯》取孔孟之道“一以贯之”之意,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四书”全部集纳,重加次序,归纳诠释,使之成为有系统之整体。该书于1961年10月在台湾初版,迄今已印行十七版,成为最畅销的书。这本书目前已有英译本、日译本和韩译本在世界各地发行,今在大陆能以再版,我数十年之心血,尚不虚耗,心为之慰。


○ 我注意到先生在访谈中有“文化中国”之提法,此一动态概念由先生口中说出给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邃感。十一年前,先生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设想曾经轰动海内外,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好评,相信许多人都从当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中重新认识先生。我认为这一设想基于中国文化的“和平”、“统一”之价值理念,突出文化中国“外王”事功的庄严使命,以及先生个人舍我其谁的铁肩道义。


● 先哲有说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欲动天下之心,当有大本大源;大本大源者,乃中国文化也。中国文化和历史背景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内涵始终坚持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大的社会动乱有四次,像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和晚清民国,其中长的有四五百年,短的逾百年,总体上说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主张分裂的人是不懂中国文化,也不懂国情。


我是百岁之人,垂垂老矣,在自己漫长一生中,从小时候起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两个中国,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也一定会被记载下来。


○ 在八十年代末,两岸孔学界曾有在大陆兴建中华文化公园之提案,公园主景为一尊高达48米的孔子青铜巨像。如果说矗立美国纽约港的西方自由女神像(高度46米)纯属象征意义,那么孔子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在历史上则确有其人。该提案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价值。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进步人类都希望看到一个历久弥新、人文鼎盛的文化中国。二是中华文化公园以其规模空前的文化震撼力量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 这项提案我是清楚的,也是支持的,如能两岸付诸实施自然功德无量,不啻为我国历史上之一大盛事。


我是中国人,我一生崇仰孔子。想想唐朝画圣吴道子笔下的孔子吧,他没有历代追祀圣人所附加的那么多神灵般光圈,也没有各地孔庙所附加的那么多帝王般威严,这位双手合十、面目慈祥的谦谦孔子在世代百姓心目中始终是一位平实布衣,他所求于世人的究竟是什么呢?孔子希望人能像人的样子,家能像家的样子,国能像国的样子,天下能像天下的样子。在人类早期有过辉煌的轴心时代,多少启蒙世道人心的学说已经留下不多了,而孔子学说依然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孔子一定能流芳千古。


○ 先生的话我非常感动,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曾经出现多个华光四表的鼎盛时代,在海内外素享“礼仪之邦”之隆誉,中国的强大给周边地区和世界所贡献的不是鸦片,不是船坚炮利,不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是本乎性善的大德敦化和科技发明,诸如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昭君出塞、文成远嫁都是国人耳濡目染的熟悉故事。


我这样说不是对西方文化有什么偏见,事实上这一强势文化同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其贡献可以说硕果累累。古希腊科学伟人阿基米德说的没错,“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把地球翻转过来”,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确实做到了,所以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一直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先生著作中也反复强调迎头赶上西方物质科学的重要性,我国宋代以来偏重精神发展从而导致“有人无物”大贫小贫的沉痛教训千万不可重来一次。


● 片面性在所难免,谁没有片面性呢?我想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要比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容易些。人类在历史上已经经历了生物进化阶段,近代进入智力进化阶段,在新的千年定将进入精神进化阶段。中国人大概不习惯“翻转地球”类的表述,无妨用“女娲补天”的说法,“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两种文化走到一起共补“天”裂,共创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新文化,相信整个世界理解中国文化的时间正在到来。


○ 有幸与先生空中学术交往十年,知道走进先生需要旗帜,这面旗帜就是中国文化,所以我的体验可用“缘觉”二字概括,即由缘而觉悟。我尊敬先生来自解读先生,尤其感佩先生走下政坛后专心致力于中国文化之弘扬,并在东学西渐中贡献卓著。在访谈结束之际,我很想不揣冒犯请教一个问题,先生回忆录《成败之鉴》已经出版,但在书的自序和结语部分未见您老对大陆期间的个人功过有任何评价文字,先生对之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 但求问心无愧,毁誉听之于人。


○ 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位名人、现年99岁的张学良已经放话,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定在公元2002年公布西安事变所有的事实真相。先生是文人,已写书30本,编书70余本,译书15本,可谓著作等身。不久之前,先生也同样放话,表示以后如能活久,也许还要再写。我认为“还要再写”的书是否“穷一生之经历,熔全部学识之智慧”的个人白皮书,性质类似最后的话,届时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说了,先生以为然否?


最后,再次感谢先生接受我的空中访谈,祝您老健康长寿,亲眼看到中国文化之再度辉煌,亲眼看到文化中国之山河一统。


福建社会科学院 陈秀惠 整理


(注:此文约采访于两千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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