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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说我不是读书人/陈丹青 - 十方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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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说我不是读书人



文 ▍陈丹青
大家好。我不会演讲,讲不出什么精彩的意思,今天就是来辩解:为什么我不是读书人。

这是一句老实话。刚才,我在餐厅碰见上海来的许纪霖先生——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说:“你和陈道明长得真像。”他说得很有意思:“不对,是陈道明像我。”许先生真的是读书人,我读过他写的书。我还听说昨天丁学良先生也来讲,他也是读书人。深圳的读书月,一定请了不少国内著名学者、教授,他们真的是读书人。

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我和书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凑成书,人家就说:你是写书的,抵赖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说成是优秀的散文家,这真是要命——我不过当了写作的客串,但要我对人家说“我是读书人”,这句话说不出口。

大家大约知道我们这拨人的经历。我是69届的初中生,66届的小学生。有一位著名文学家和我同届——王安忆女士。1983年我在纽约第一次见她,她和她妈妈茹志娟女士来美国访问,说要见见我,就见面了。一见面,发现她居然是写小说的,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届读书最少。在座的可能有老三届(66届、67届、68届),多少读过一点书,上过初三、高三之类,好歹67届还上过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大家要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比今天好太多了,老师的水准不一样。

我还有一位老朋友,是阿城。他也就是初三毕业,但是你们要是和他谈话就会发现他什么都知道,科技知识也懂得很多,读书之杂、之多、记忆力之好,惊人。我年轻时交到这些朋友,有什么问题就问,没看过的书听他们讲讲,我觉得好像我也读过了。

我碰到王安忆,发现她和我同届,我们立刻有个默契:我们都没读过书。但是,我画起画来,她写起小说来,莫名其妙都混到一点名气,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简单,就是,**结束,非常荒凉。断代,没有人,我们就混出来了。

69届初中生一定是66届小学生,大家都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一场浩劫开始了。10年间,教育停顿,学校关门。但我和你们说实话,后来我和老朋友交流经验才知道,其实小孩子高兴坏了:第一,不上学了;第二,不考试了;第三,可以在马路当中走,全国进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1967年);第四,可以跑进任何政府机关,公检法、上海市委,小孩子长驱直入,爬到屋顶上眺望,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一天到晚就这样混。混掉一年之后,毛主席想想不对,讲了一句话“复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小混蛋又给弄到中学去了,是指定区域的,用不着考试,你住在这个区,你就进这所中学。进去后直到1969年毕业,我不记得上过一堂语文课。没有课本,所有课本都是反动的。我只记得上过一两节数学,记得一句话“两点成一线”,我想:一根线都这么讲究,我一天到晚画线条,不知道“两点成一线”。此外完全忘记了。又上了几节英语课,学什么呢?就是用英文讲“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

我记得很清楚,英语女教师不断教我们那几句,反反复复,结果一次她舌头没转过来,忽然讲错了,讲成“打倒毛主席”。坐在我后面的几个女生立刻发现了,站起来厉声喝叫:反动!认罪!低下头来!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女生的厉害,你想想看,初一的女生,14岁。那年月一天到晚就是要人认罪低头,女生很熟悉这套话语。怎么办呢,这位老师大概有一个月左右每个班上去做检查,对毛主席像鞠躬,认罪,哭。

除了这些事情,我们上学干什么呢?一是到工厂劳动,一是到农村割麦子,再就是看老师被批斗,听广播里公判枪毙人。最长的一次公判,40多个人被枪毙,我们就跟在后面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读书吗?

到了1969年初中毕业,我们就被塞到火车里,全部被送到乡下去了。这样一种学历,到处和人家说“我是读书人”,太猖狂了。

可是另一面,我们能够读到的书,全是在那段年龄(十四五岁一直到二十岁左右),为什么呢?书店关闭了。偶尔开着的书店,大家不能想象,架子上只有三种书:一种是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而且是经过选择的,并不是所有马列书都让你读;然后就是鲁迅的书,也是经过选择的,有单行本放在那里;再有一种书,就是革命小说。有一本广东作家写的《欧阳海之歌》,在座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应该听说过;还有一本是《金光大道》,作者是浩然。浩然去世了,他长得很好看,但他后来很失落,其实他写得蛮好的——就是这么几种书。后来稍微多一点了,医疗书,什么《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所以这样的书店,今天不能想象。当时的书店和菜场一样,菜场里面没有菜,就那么几种,还要排队,还要凭票,极度匮乏的年代。

可是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我喜欢画油画,很多画册就流到社会上来。红卫兵抄家,冲到人家家里去,把书拿出来。拿出来干嘛呢?两种办法:一是当着你的面全部烧掉,熊熊烈火。我看到过好几回上海人家,有点钱、有点家底的,一箱一箱书从楼上扔下来,堆在大街上烧掉。小时候不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书。还有呢,就是红卫兵自己拿回家看。红卫兵也要看书的,包括《基督山恩仇记》、《安娜卡列尼娜》,红卫兵晚上抄家,白天醒过来看《安娜卡列尼娜》,你能想象吗?一个红卫兵,十六七岁,在那里看普希金,看莱蒙托夫,看哪个公爵为了夫人开枪决斗,总之,一帮野孩子在读贵族的书,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没有当红卫兵的资格,但是有红卫兵朋友,大家借过来借过去,为了这事吵架:你怎么还不还给我?其实我已经借给别人了。这样子,抄书、烧书、封书、偷书、借书、还书,是我们青少年时代大约有一点求知欲的青年都有过的经历。最近北岛让我们回忆上世纪70年代,其中有个很著名的作家专门谈这个问题,就是**时期我们这些人怎么偷书、抄书。

这份书单,可以大约报给大家听听,比如说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作家德莱塞、海明威、杰克·伦敦,英国作家狄更斯、哈代,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这是50后青年的共同经历,看翻译小说,小说范围不用讲,整个中国当时就那么多翻译书,一大部分还是解放前翻译的,现在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翻译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看竖排本,看繁体字,后来去美国一天到晚要看对岸的反动报纸,台湾的竖排本和繁体字,我没障碍,都认得。

中国文学四大名著,当时在我玩的几个小朋友那里借不到,所以非常惭愧——我不知道今天的70后、80后、90后在几岁读的《红楼梦》、《水浒》、《三国志》——我实话告诉大家,我到40岁出头才读了《三国志》、《水浒》、《红楼梦》,非常难为情,而且差不多忘记了,不是读书的年龄了,记不住了,只记得我在大都会博物馆临摩名作,天天临,当中出来抽烟,就摸出《三国演义》读,读到关公被拉出去杀头,眼泪下来了,心里好委屈,其他就不记得了。

我到纽约时,英文还没有好到可以直接读原文,就看台湾翻译的各种哲学和文论,比如叔本华、尼采、本雅明、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些书应该在年轻时看,慢慢到30多岁,就有分析能力了。可是我30多岁刚刚读。现在大学教哲学、教文论的年轻教授也就30出头,他们高中时代就看这些书,记忆力好、概念清楚。我比他们大20岁左右,站在他们面前,怎么好意思说我是读书人?

大家知道上海、北京从前都有旧书店,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厂,他说他的读书经验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下课跑到琉璃厂看杂书,就站在那儿看。上海有一条福州路,民国时期遗留的旧书店一家连一家,很多宋版书、明版书、清版书。我小时候经过这些旧书店,还能看到,虽然解放后公私合营,但世世代代旧书店的味道都还在。**开始,一夜间捣毁、关闭,没有了,现在琉璃厂还在,福州路还在,但再也恢复不了几十年、上百年开下来的那种旧书店格局。我前年到东京,问人家哪里是旧书店街?说是在神保町。我坐着地铁去,一出来看到那条街,立刻想起小时候的上海福州路。神保町家家书店都很旧,小得要命,老板坐在书堆中,整个空间大概就像这张桌子那么大,在那儿吃便当,弄个小电风扇,一个小灯泡挂着。他不是穷,不是破烂,他是摆谱,他真的有谱可以摆:我这是多少世代的旧书店!

这就是咱们一天到晚说的人文积淀。我们这儿呢?全毁了,好好的传统,没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书,交给今天任何一个大学本科生、一个高中热爱文学的青年,尤其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说,“哥们儿,我读过这些书”,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错了。这是最起码的书单。我到现在还经常认不出字,母亲给我写信还纠正我的错别字。我母亲不算读书人,抗战时上到初中,打仗了,再没机会上学,出去参加抗日救亡剧团,十五六岁就走了。她是民国时期老知青,在浙江上的是乡镇中学,老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古文,教英文,所以我母亲识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她喜欢看字典,很生僻的字都认识,诸位想想,当时一个民国初中生,居然认识这么多字。她说,她没想到儿子怎么会出版书,哪页哪页,错别字,哪页哪页,有笔误,她都知道。

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也有点说反话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实话,后面一句是反话——读书是很安静的事情,房间里有人,一点声音没有,肯定在读书,现在变成看电脑。看电视有声音,吵得要命——论教养,你如果真是读书人,你不会讲出来,不会告诉别人。你读书也好,弄艺术也好,不要弄成一个身份——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会画画,你会做两行诗,或者你会弹钢琴,不要和人家说。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这个专业,他拼命躲,不讲,我才知道:原来教养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这边不是。我出国前,从没当面听到哪个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说这句话。1992年回国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发现真有人会说:我是做学问的,我是读书人,我们读书人怎样怎样,我是艺术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诗人,我是作曲家……我听了,好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而且名片上还印着“某某画院二级画师”,然后打电话来:丹青啊,我通过一级画师了,咱们吃饭、喝酒。这等于名片上告诉你说:我是处长,我是局长,我是厅长。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会变成一种风气:一个人的身份那么重要。当然,重中之重——我们党最喜欢讲“重中之重”——就是权力、就是官位。今日中国的官文化,空前重要,《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活到今天,肯定抱头鼠窜,根本看不懂今天的官文化。

可是我说我不是读书人,已经是一句不该说出口的话,也属于没教养,是急不择言。但我没办法,到这儿来讲演就得有个题目。每次都是预约,当场要给讲题,我就举着电话在那里现想,急出这句话,其实讲些什么都不知道。

一整代的教养失去了,不知道这就是没教养,不知道什么叫做教养。我相信胡适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陈寅恪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研究学问的”。陈寅恪,大家知道,游学列国,懂20多种语言,可是我画《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看他的资料,他任教填表时,就填两种语言,一是梵文,另一种好像是德文,把自己很多学问抹掉了。他到香港逃亡,本来去医病,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领后,想让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说你要出来,家里就有粮食送过来,他不肯。结果大概有一点粗暴了,危险了——具体什么情节,我忘了——忽然他就和日本人当场交涉,讲起日语来,很流利的日语。他太太都吃一惊,不知道他日语这么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儿了,你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但我在胡适的书里看到过“我们读书人”这句话,我相信他讲演时也说过这句话,这是另一回事情,是政治语言,是抗争的姿态,他这句话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意思是说,你们是武人,是弄政治的,国家的事情不能你们讲了就算了,你们要听听读书人怎么讲。但他平常不会跟人说,我相信,北大、清华当时一大堆教授像周作人、辜鸿铭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这是最起码的教养,随便哪个小镇上稍微知书达礼的人,他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因为我们大面积丧失了读书的传统,我们有过巨大的断层。等到水泥地荒草慢慢长出来,大家高兴了,有一种身份确认: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当领导的,我呢,读书人。但是这句话背后有大尴尬——今天的读书人,说实话,不是在社会上被尊重的一群人,他最后剩下一个不那么丢脸的身份,一个雅号——“读书人”,此外他什么都不是,他知道社会其实看他不起,他的心里会对自己有个交待:我没钱,我没权,可我是读书人。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走过来,一个所谓老总走过来,说“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也许他很诚恳,表示自卑,但谁都知道,那才叫身份。我常在各种场合遇到有钱的主儿,年纪很轻:“陈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是个俗人。”我知道他其实蛮得意,他的地位比别人高,他的收入别人不能比,他在这个社会是真正被尊敬、被巴结的人。

所以这是微妙的事情。也许我错了,在座哪位如果对人说“我是读书人”,你可以向我抗议:我不是你讲的那个意思。

我说我不是一个读书人,还有一点气话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呢?我大约可以看得出来,这60年来,一个读书人、一个文化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是什么遭遇。大家知道最近钱学森同志刚刚去世(高寿),他是两弹之父,周恩来亲自请他回来,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科学家,当然他绝对是一个读书人,没问题。民国时期出了很多这样有出息的读书人,跑出去有出息了,像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这些人,但是我真的很佩服钱学森。钱学森很爱国就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哪里看得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穿一个军大衣,戴一个军帽,跑到西北的无人区研究原子弹,为什么?他得到党、政府、国家的最高礼遇,这批人绝对要养起来、用起来,即使在饥荒的年代,这些人油的配量、糖的配量都和普通人不一样。其他人境遇可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有多少文艺人自杀、被关押、发疯,然后衰败,最著名的就是老舍先生跳河、傅雷先生上吊,上吊的时候他还很有教养,他和他太太一块儿上吊,商量好了,万一绳子断了掉下去,会惊动楼下的人,就垫了棉被在下面,掉下来之后声音可以轻一点——最后一分钟还很有教养。留下的遗嘱很有意思,欠谁谁谁多少钱,什么时候还给他,留下来的钱给佣人,跟着一辈子了,还有多少钱,存款在哪里,都交待好了,简直就像希腊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之前说我欠谁一只鸡没有还给他,希腊时代一只鸡也那么重要——我昨天在广东吃了很好的鸡,每根骨头都啃完了——希腊时代,一只鸡也很重要。

李敖说:胡适、鲁迅、傅斯年、林语堂这些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被尊敬的知识分子。这话说的是对的。被谁尊敬呢?就是被军人尊敬,被流氓尊敬,被政府尊敬。蒋介石是个军人、大流氓,当时是总裁,他多多少少还是尊敬知识分子的,他当然要利用知识分子,但在利用前面,先有个尊敬在。

大家应该知道蒋介石和胡适的关系。起先他讨厌胡适,因为胡适在1927年后公然说蒋介石是反动派。当时中国统一了,北伐成功了,蒋的说法就变了。胡适就说,他背叛革命,他搞独裁,他应该下台。胡适那时多大年纪?30出头,很年轻。当时不是一个两个胡适,全国到处都有知识分子公开咒骂蒋介石,说你胡闹,你背叛革命,你下台,郭沫若也讲过,我看过他演讲的录像。就这样,蒋介石对胡适不高兴,结果有一次在武汉吃饭,他俩碰见了,蒋介石觉得这个人很儒雅,有脑子,可以用,于是诚心诚意地尊敬他。不久抗战爆发,蒋介石就说:胡先生,你帮帮我,你到美国去做大使。胡适去了,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美援,争取国际同情,孤立日本,等等。后来蒋介石失败了,退守台湾前关于总统选举问题,他甚至一度想让胡适出来给他撑门面:你来竞选总统。不管这句话是真是假,大家想想看,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笑话,不可能。你说蒋介石虚伪,利用胡适,胡适也知道这不是真意思,可是即便假的,现在这种事也没有啊!

到了台湾,又有很多风波,大家知道雷震办《自由中国》,他是国民党内部的改革派,这些改革派说蒋介石你搞独裁,你把大陆丢了,到了台湾你还搞独裁,搞特务统治,行不通了,我们要自由、要组党、要言论开放……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胡适。胡适支持他,你放开胆子弄。可是胡适很理性,他说:现在我们已经退到台湾了,已经没有政府可以支持了,如果我们不帮助国民党、不理解国民党,我们还能帮谁?这是很实在的话。可是底下的军人(国民党里面的强硬派、右翼)把《自由中国》封了,雷震给判了10年。后来蒋介石和胡适一起吃饭,蒋介石说“这个家伙通匪”,还对胡适讲了一些话。胡适回答得很得体,他说:“总统,你这话说得太重了,我承受不起。”他坚持了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事情,1949年之后中国国内不可能有啊!梁漱溟稍微顶了一下,全场一起骂他,梁漱溟也没办法,嘴瘪进去,很不服的样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之志不可夺也!”就这么一个人,讲了这么一句话。可是民国时期有的是这样的场面。傅斯年当着总统的面说:你把我脑袋拿走,这件事情我也不答应。不买你的账,不改变我的说法。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也痛苦,有些走向歧路,有些走向死路,很多年轻书生被枪毙,但是大量知识分子在战乱年代真是可以把声音发出来。

这30年来,知识分子得到部分尊重。尊重无非来自两方面:一面来自执政者;另一面来自社会(老百姓)。

1989年以来,20年,大家非常清楚:知识分子、学生、年轻人,都懂非政治化。咬牙,该挣钱的挣钱,该入党的入党,该当官的当官,该收钱的收钱。

上世纪80年代初流传一句话“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当时小摊贩、小生意被允许了。阿城告诉我,有位云南知青回到北京,没活干,自己拿个大桶,就在北京火车站外大马路上点起火来做面条,千千万万旅客出来吃碗热汤面,很快发财了,成了万元户。那时什么工资改革、市场经济,还没开始弄,一个在社科院、在军事机构的老工程师,工资可能真不如一个卖茶叶蛋、卖面条的。上世纪90年代不一样了,新世纪更不一样了,学者、文人、科学家的工资待遇、社会待遇,比过去好很多。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要安分,你要听话。给你房子了,给你地位了,给你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了,你还要怎样?总之,是一个有前提的被尊重的方式,打引号的尊重,一大部分文人、读书人因此进入权力阶层。

我经常看到《南方周末》或者那些不安分的报纸,突然头条,说是重庆哪个“学者官员”落马了——听到这词还有点快感:骑在马上,然后,“落马”了,意思就是双规了——然后说他以前拿过硕士、博士。这种例子看得多了,我就想:好啊,你们去做读书人,我可不要做,我是画画的。

而读书人现在又被发现了另外一种价值:可以做门面。我回国时正好大学合并。2000年我糊里糊涂被弄到利益圈里,当时还以为可以弄点教育、做点事情,糊里糊涂进了清华,然后一天到晚听他们讲院校合并、开发校区、学术科研、项目经费……我刚回来听不懂,时间久了才明白,原来一大群知识分子被一小撮进入党内的知识分子利用,做国家的门面。对外说: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士生、多少硕士生、多少学术成果、多少研究项目……多好听啊!!一不留神,已经2009年了,期间我去过欧洲、去过美国,我发现所有大学的规模和中国没法比,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大学规模最大、教授最多、博士最多的国家,“非常伟大”。

这两年闹国学,孔子吃香了。世纪初中国人打倒孔家店,到了世纪末,孔子又成了圣人。据我所知,全世界现在有100多个孔子学院,教些什么呢?据说主要教中文。教中文倒也好,歌德学院在中国也主要教德文,但人家还有一大堆文化项目,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项目好意思可以拿到国外给人家看,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但孔子学院肯定办起来了,又可以养一大群官员、一大群读书人。

还是应了鲁迅的老话。鲁迅有一篇文章说“孔夫子是被权势者捧起来的”,第一个捧他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从此废黜百家,其他学术都靠边站,孔子最要紧。一路这么捧下来,军阀也要捧他,皇帝也要捧他,为什么?“儒表法理”,用儒家的说法作为教化、作为伦常纲纪,是有必要的,内里就是法家,无情镇压、无情统治,两条腿走路,中国文明一路下来。我不是说孔夫子不好,李零先生讲得对,孔子生前就是一条“丧家狗”,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当然,我指的是绝少数非常傻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觉得手里面有很多好意见——你要不要?不要。又问那里:你要不要?不要……

现在很简单,你要献策,先入党,你是不是党员?不是,那不行,你入党就好办。可是一入党,文人原来的那点意思,就软了,没有了,就做官了,变成另外一件事情——很抱歉,在座肯定不少党员,我老婆也是党员,我没有嘲讽的意思,我只是描述一种状况。所以今天知识分子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地位从来没有这么高。我的好多同学现在都是局长级、司长级,处长都是小意思。70后的学生跑过来,递一名片,我一看,处长,我该叫他领导:王处长,您好!好久不见!

所以我说我不是读书人,也有沮丧的意思——不是为我自己沮丧,是为被叫做读书人或者自称读书人的群体沮丧。

韩寒,大家知道,在座的年轻人看不看他的博客?我非常尊敬他,非常佩服他。他最近写了一篇东西,叫做“文化大国”。他的思路和下笔处,总是很具体,我有时候看他的博客,很惭愧,我讲话还是太空,他从一件事情很具体地展开。他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的富豪榜上,绝大部分是房地产商,没有一个出版商,没有一个文化人。他说,全国的出版业、书业好不容易一年下来核算利润,根本比不过随便哪一个房地产商。我不知道他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小错,但是不会有大错,在座肯定有不少是做经济的人士,你们应该知道,中国今天真正有权有钱的人,是哪一群人,所谓文化人、做书的人、出版人,砸钱、算账,根本休想比。

国外不是这样,我见过国外的媒体大王,国外做书的人,也不是了不起的大富豪,但在经济格局中绝对有地位,更不要说好莱坞这样的电影产业,绝对有地位。韩寒说他要办杂志,他要给全中国杂志最高的稿费,他说文化人活得太没尊严了,一万字也就几千块钱。我们现在翻译上不去,稿费太少了,可怜巴巴在那儿过日子——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翻译家,年轻的、刚毕业的、正在找活的——我们拭目以待,看看韩寒会弄得怎样。

这里碰到一个问题:经济收益是不是衡量读书人地位的标准?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韩寒是畅销书作家,他有资格这么说:我是个畅销书作家。可是钱不够花,这是不对的。他坦然承认,因为今天的高房价,他买不起房。全世界像他这样的博客点击量,没有。欧美有谁有过一亿两亿的博客点击量?没有。德国人口几千万,也就和台湾差不多,荷兰人口只是台湾的一半,可人家是文化大国。所谓“大国崛起”,其实是一些小国崛起。

畅销书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所谓作家,艺术家,我今天写这本书、我今天画这幅画,实在是我喜欢,社会并不需要它,他不应该说:哪天我要买什么房子、买什么车。他自己选择了贫穷。卡夫卡,他有另外的职业,他白天上班,晚上窗帘拉起来,在那儿写,写到快死了,叫他朋友全部烧掉,他不满意。我最近刚去了布拉格,去了他的博物馆,很忧郁的一张脸,好多手稿,他根本不求闻达。这样的写手,全世界非常多,我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我不抱怨钱不够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个社会并不少我一张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赌钱,他写作非常快、非常多,去换稿费;巴尔扎克还投资,全部失败,生意上是个傻子,写作上是大师。这样的人经常在钱的问题上挣扎,托尔斯泰不用,他是大贵族、大地主、公爵,他一辈子也不会用小说赶紧换钱。改了又改,精益求精,这是要有经济前提的。而西方吸收了历史教训,今天的西方,不太有梵高那样穷困潦倒的伟大艺术家,因为充分的市场化,艺术家过上比较有尊严的生活,18世纪、19世纪这种个人的悲剧,没那么显著了。

总之,我说我不是读书人,第一是老实话;第二是在说反话;第三是在说气话;第四是有点沮丧。但我要告诉大家,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是要给知识和书保留最后一点诚意和敬意。

我虽然读书实在是少,但书本告诉我:你知道的非常少,还有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你不知道。每次媒体让我谈读书,我都会拒绝,尤其是叫我推荐书目,我不好意思说我今年读了哪本书,然后登到报纸上去,让别人去读——你怎么知道别人没读过?如果有很诚恳的年轻人站在我面前,我可能会想一想,我会问他“你读过没有”,他说没读过,我会说“你去试试看”,但媒体每年这样的邀请我都会婉言谢绝,我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非。

昨天媒体采访,问我到不到书店去买书。我去的,我上世纪90年代回国,一大快乐就是窜书店,买一堆书,塞箱子里,很重地扛回纽约去。我非常高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出了好多书,虽然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禁书,咱们买禁书还得跑到香港去,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国内的各个书店已是我大半辈子见过的最繁荣的时期,非常了不起了。可是很惭愧,到了2002年以后开始有我的书放在里面卖,我差不多不进书店了。我没办法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心理。我很年轻就有展览,全国美展也参加过,只要有我的画挂在楼上,我就不好意思进去,磨磨蹭蹭,蹭到展览快收了我才进去,帮着把画摘下来。就是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胡兰成书里看到他说,古人箭中靶心,射手会低头叫一句惭愧,我明白这意思了。我小时候看到体育场那些人一天到晚打球、投篮,我发现最会投球的人投中了,旁边有人叫好,他总是低着头跑开,我现在明白这种心理了——我从来没想到居然会有我的书在书店里卖。有两次学生开车带我经过,说:陈老师,咱们进去看看排行榜?我说:你去。我就躲在书店外面。不是说我完全不关心书卖得怎样,就是不好意思进去。我差不多5年没进书店了,销售活动我得去,直接面对读者,签签字,平常呢,我再也没有在书店泡一个下午这种生活了。

我对书充满感激,对阅读充满感激,什么感激呢?就是一本好书会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有内心生活。人每天爬起来,走出去,都是为了谋生、应酬、作假、不得已。片刻的安静,都是书带来的。法国人蒙田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是因为人回到家里还是安静不下来。我很庆幸没变成在自己房间安静不下来的人。现在我在这里做秀,不要脸,可是只要回到旅馆房间,两分钟,一根烟,我马上安静下来,可以看报纸、看书,开始写我中断的稿子,这和我多多少少还在读书的习惯有关系。昨天记者也问我阅读有什么好处?书给你带来什么?我想来想去,就说书会让你静下来,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啊,做气功也无非是让你安静下来吧。

弗吉尼亚·沃尔芙,英国女作家,后来跑到水里自杀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英国电影,很漂亮的女演员演的,叫做《时时刻刻》,一上来就是她站在河边犹豫要不要死,然后咣当跳下去,从水下面拍摄她的裙子散开来——沃尔芙写过一本书,《自己的房间》。她被认为是最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在她那个年代,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女孩子能在家里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空间,能够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家长和社会要她们做的那种淑女,这在19世纪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她非常恳切、非常智慧地写了一本书叫做《自己的房间》。她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房间?她躲在房间里干什么?我想,其实她就是在读书、在写作,安安静静。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每一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它让你躲进去,给你庇护,让你安静。在座的年轻人,还没出道,可能租一间房间还比较困难,或者和爹妈、或者和同学一起住,都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们在插队的时候,桥底下睡过觉,田野里睡过觉,两三个男孩挤在这么窄的床上,也睡着了,那时真渴望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我的青少年时代非常快乐,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有书,有了书,你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间,每一本书就是自己的房间啊。

(此文是陈丹青老师在第十届深圳读书月读书论坛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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