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读经与学佛(善护全)

2011-07-02 / 点击数: 2059

    禅门大师张尚德老师在《如何研读楞严经》一文中,提出读经要重在“理不伪”或“了义”,而经文之真伪与否,则不甚重要。因为,自小乘佛教的观点,大乘佛学无一而非伪经。而大乘佛学思想是小乘思想的开展,其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思想,对于有志学习佛法(南怀瑾太老师提出的佛教、佛学、佛法三分中之佛法)的人来说,不仅适用于研读楞严经,更适用于研读一切佛经。曾见有些人热衷于争论某经应读何种版本、原本或是汇集本,热闹不休。之所以产生这种争论,其根源恐怕是在于见地不明,未能真正领会这一思想的含义。兹摘录哲学大师方东美著作《华严宗哲学》及国学大师陈寅恪著作中的一些片段于下,与张老师的思想相互印证,以质同参道友。

    方东美先生的《华严宗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七十年七月初版)序说第三至第九页“佛学传入中国之背景与传译经过”。其中关于佛学经典传入中国的描述,可以看出两点,其一,佛经在印度,早在世尊灭度之后不久,小乘经典便集结了三次,由于当时尚未发明印刷术,佛经是记录在贝叶上,然而贝叶不能长久保存,因此便以口说的方式流传。由此便产生一些错误,以讹传讹。其二,佛经最初并非由印度直接传来,而是从印度通过喀什米尔、阿富汗、伊朗一带,再通过新疆、西北,才传到中原。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精通梵文和巴利文等十数种语言。按他在《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中所言,“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至于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他关于佛教的数篇文章,非但见解独到,而且论据凿然,研究中国佛教史以及佛经的人,对这些文章是绝不应忽略的。

    从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中,可发现他有两个观点:其一,佛教文化输入中国,有一个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以及同化与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佛经的翻译也相应地受到了影响。其二,自晋朝唐朝以后,中国人多不懂梵文,以致解释佛经望文生义,谬误甚多。

    关于第一点,体现在其《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寒柳堂集第169-176页,三联书店2001年4月北京第一版)一文中。陈寅恪先生以巴利文佛经原典做对照,详细考证了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莲花色尼的出家因缘。发现敦煌写本删去了莲花色尼所受七种恶报中最关键的第七种恶报,即“莲花色尼屡嫁,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迨既发现,乃羞恶而出家焉”,原因在于此种乱伦之事与我国传统之伦理观念绝不相容。“自东晋至初唐二百数年间,‘沙门不应拜俗’及‘沙门不敬王者’等说,皆以委婉之词否认中国君臣父子二伦之礼仪…。关于君臣父子之观念,后虽同化,当其初期,未尝无高僧大德,不顾一切忌讳,公然而出辩护其教中无父无君之说着。独至男女性交诸要义,则此土自来佛教著述,大抵噤默不置一语。…”
    关于第二点,陈寅恪先生在《与妹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56页,三联书店2001年4月北京第一版)中提到,“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好在天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以不要紧也。…”

    陈寅恪先生《大乘义章书后》记录了关于智者大师在《妙法莲华经玄义》与慧远大师在《大乘义章》中对“悉檀”的解释,以及陈先生自己的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82页):
    “天台智者大师妙法莲华经玄义壹下,解‘四悉檀’为十重。其一释名略云:悉檀,天竺语。南岳师例,‘大涅磐’梵汉兼称。‘悉’是此言,‘檀’是梵语。‘悉’之言‘遍’,‘檀’翻为‘施’。佛以四法遍施众生,故言‘悉檀’也。
    大乘义章二四悉檀义分别条云:四悉檀义,出大智论,言悉檀者,是外国语,此方义翻,其名不一。如楞伽中子注释言,或名为宗,或名为成,或云理也。
    寅恪案,‘悉檀’乃是梵语Siddhanta之对音,楞伽注之言是也,其字从语根Sidh衍出。‘檀施’之‘檀’,乃Dana之对音,其字从语根Da衍出。二字绝无关涉,而中文译者,偶以同一之‘檀’字对音,遂致智者大师有此误译,殊可笑也。”

    综合以上摘录的大师著作,可以看出,佛经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受到各种技术上以及文化上因素的影响,难以完整地保持原貌。

    然而,文字上错误的解释,道理上未必就是错误的,有时反而更加卓越。陈寅恪先生在《大乘义章书后》中指出:“尝谓世间往往有一类学说,以历史语言学论,固为谬妄,而以哲学思想论,未始非进步者。如易非卜筮象数之书,王辅嗣程伊川之注传,虽与易之本义不符,然为一种哲学思想之书,或竞胜于正确之训诂…,要在从何方面观察评论之耳”。这一论点,与张老师的读经要重在“理不伪”或“了义”,颇为相近。

    佛经是佛法的载体,学佛离了佛经自然不行。如果把佛经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需要寻根朔源、考据比较,除佛经之外,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亦应涉猎,非具备极深的文化素养,无法发现问题。若论学习佛法,则须见月忘指,通过研习经文、疏论,以及布施、持戒、禅定等方法,目的在于证到非见闻觉知所能及的那个不思议境界。因此,对于经文、疏论,只要理不伪,有些地方即便从历史语言学方面看是解释错了,也无大碍。至于怎么解决学佛者各自身心上的问题,就如看病不能找庸医一样,非有明师指点不可了。这一特点在禅宗体现得尤为鲜明,相信各位参加过张老师禅七的同修都有深刻的感受,在此不复赘言。

    最后,再摘一段方东美先生《华严宗哲学》第197-198页上的话。这段话读之令人心向神往,我觉得这正是南太老师与张老师之间宗师授受的写照。我等虽还没有得着智慧,然而有缘聆听张老师的教诲,也已经很幸运了。故摘录如下与各位同好共享:

    禅宗上之传承犹如智慧上面的血缘关系。譬如在禅宗里面,一位佛教徒可以尽管出家,但是在以后世代相传中,后一代总是认为前面有个大德来指导他生命的理想。而且这一位禅宗大宗师,在吸收一位门徒,总是把他当作一个intellectual heir(心智上的后裔)来看待。所以在禅宗的大丛林制度里面,对于佛学的大宗师徒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直以一种世袭的制度传继下来,比中国的家庭制度还要严。所以发心出家的尽管出家,一旦得着智慧,承受禅宗大宗师的印可,便能在智慧的领域方面获得精神的再生,于是便产生一个家族的血统关系。所以从这么一个立场上看来,佛教到了禅宗时代,可以说是已经彻底中国化了。象具有高度发展的大乘圆教的华严宗,其最后还有一道大关,就是把“出世”的观念也取消掉了,成为“出出世”!而中国的禅宗为什么流传这么广?就是因为它“出家”之后再“出出家”!再返回中国宗法社会里面所谓父子相传的关系上面去,而且更严格的表现在“智慧上面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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